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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组会上，白重恩、南存辉、胡可一、李彦宏、李玉光、徐冠巨、郭跃进、王文彪、张明华、陈志列等10位委员，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发 展制造业信心、创新拓展网络经济发展空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等问题作了发言。

他介绍，此前的公务员工资不仅存在结构性问题，即基本工资偏低，倒是津贴补贴的绝对额往往高于基本工资一大截。而且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公务员涨工资既未形成制度化的规定，而且往往长达数年不调整。即使公务员工资进行调整，过去也通常存在着不透明，以及有钱地区、单位借发津贴补贴等形式多涨，而财政相对吃紧的地区、单位涨得就少等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

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过去20年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成果丰硕，但失败的案例也不少，一些企业交付了昂贵的学费，有的更为此面临生存危机，还有一些中国工人，将生命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为什么总是中国企业当冤大头？

截至去年底，北京市现有国二及以下标准车97.1万辆(其中国一及以下汽柴油车39.1万辆，国二汽柴油车58万辆)，占全市560万辆机动车保有量的17.3%，其排放量占机动车直接排放总量的30%左右。因此，优先淘汰老旧机动车对于治理空气污染“事半功倍”。

2015年3月，徐建一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在两会现场被中纪委带走。当时，资深汽车分析师贾新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任期间，整个一汽集团管理混乱，腐败窝案很多，再加上红旗的战略决策失败，将夏利逼到绝路上，徐建一早就该引咎辞职。”

“现在的情况就是，同样一个零部件产品，进入整车企业有整车企业的编码，自己生产企业有生产企业的编码，而进入售后体系又有专门的编码。比如博 世为奔驰配套的零部件，进入4S体系后，4S员工只能看见奔驰对其的编码，不知道原编码的。”在线汽车售后市场业务平台——彼恩思客PNSEEK的创始人 钱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比如一个零部件坏了，车主想从外面的修理厂或者电商平台购买相应型号部件进行更换也会比较麻烦，因为 即便是同一款产品，来源不同编码也不同。”封士明表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为整车厂商在售后零部件领域的垄断提供了现实基础。

尽管徐建一任内对自主品牌的研发投入高达320亿元，但贾新光仍然认为他在自主品牌发展上有两大决策失误。第一，对红旗品牌的战略决策是失误的，按照徐的部署,红旗主要是针对公务车市场，而国家恰恰逐步取消了政府公务车的采购。